5月中旬，记者在北京通州区档案馆，目睹了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作品之巨。窗明几净的“刘绍棠文库”里，近700万字的作品静静地躺着，昭示着这位已故三年的天才作家生前是怎样的勤奋。
敬佩中听刘绍棠的遗孀曾彩美说，刘去世前几年曾感叹，自己一生的追求就是成为肖洛霍夫那样的乡土文学大师，看来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了。她还说，刘绍棠文集的印数仅有1万册左右……沉甸甸的话语使人们将思索的目光投向更深层：与赵树理、孙犁相比，刘绍棠的文学成就该如何评价？今天的乡土文学作家还缺少点什么？当前，随着城市文学悄然兴起，文学的重心已开始转移，乡土文学应该走向何处？
在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学研究室等主办的“全国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”上，50余位专家、学者、作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。
“乡土文学”的提法最早源于鲁迅，但真正在文坛内外广为人知还是由于80年代以来刘绍棠的大力呼吁和提倡。一些评论者认为，新时期以来，乡土文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：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，李的《黄河东流去》、刘绍棠的《蒲柳人家》、汪曾祺的“高邮系列”、贾平凹的“商州系列”等，带给人们惊喜，有很深的文化蕴味。80年代中期以后，在西方文化思潮冲击下，不少作家在困惑中转向本民族文化寻根，出现了“寻根文学”，以莫言的“红高粱系列”为代表。90年代以来，乡土文学受到各种新的文学思潮的冲击，又置身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中，产生了深刻蜕变，不再有文学领袖和代表作品，而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局面。周大新、刘震云、苏童、余华等都写出了一系列描写故乡生活的作品。然而近年来，正如著名评论家雷达所说，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日趋重要，文学的重心已经开始了“隐蔽迁移”，而且是“当代文学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迁移”，因此乡土文学创作正面临新挑战，需要新突破。
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曲润海说，乡土文学中最著名的两个流派“山药蛋派”和“荷花淀派”，都不是作家自封的，而是他人赋予的。一旦形成，流派便具有积极影响，与别的流派互相学习、影响、竞争。应该强调的是，新作家对老作家不能光是模仿与继承，满足于当个小某某或小小某某，而是要在学习中求发展，在创作实践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，否则一个流派就会衰老。青年作家祝勇认为，社会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甚至后工业文明，乡土文学也应有新的主题。刘绍棠当年坚决不做官，正是为了坚持他的民间身份，坚持用自己的大脑和眼睛观察生活，体验生活，我认为这一点对当今作家十分重要。自觉地与人民结合在一起，与人民同呼吸、共患难的作家，才是最有力量的作家，才能写出最有分量的作品。
来自陕西和山西的评论家说，他们那里的乡土文学作家最近也遇到了这类困惑，就是怀疑像柳青、王汶石那样写作有出路吗？这些评论家认为，物质越发展，就越需要返朴归真，越需要贴近生活的本质，因此，文学中的乡土性，是不会减弱，不会泯灭的，乡土文学也是大有出路的。著名评论家李希凡说，近年来对乡土文学热心称道者提倡的不仅仅是乡土文学，他们同时也是在呼唤“二为”方针。不管经济如何发达，文学创作出现怎样的变化，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不会忘记故乡和人民的，根深才能叶茂，乡土文学需要改革和发展。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骏涛研究员认为，乡土文学创作当前正面临新的课题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，都市显得越来越重要了，反映都市生活的作品和出版物也显得特别多。城市文学的兴起是否意味着乡土文学的萎缩呢？应该说，时代给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挑战，更提供了契机，现代化给原有的乡村带来新问题，也使乡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密切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城市化的乡村，这些变化需要作家的关注，也需要作家的深刻体验与描写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恩波说，刘绍棠不光留下了20世纪运河儿女的风情画卷，也完整地提出了一整套乡土文学理论，而且很好地保留了北京味的农民语言，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丰富的，启示是多方面的。乡土文学是包容的而非封闭的，需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魄，需要各种流派互相影响和渗透。正如刘绍棠所说：“乡土文学虽然只写方寸之地，却不能身心作茧自缚，眼界画地为牢。相反，甚至应比开放型作家更要胸怀五大洲三大洋，眼观六路而又耳听八方。只有从大处着眼，才能在小处落墨。”乡土文学呼唤改革和发展，我们期待着那些颇具实力的作家脱颖而出，把乡土文学创作推向新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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